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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时间:2018-07-13 17:29:21来源:甘肃省教育网 【 字体:

原标题: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状况的四个基本判断

分配状况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基本适应:广大劳动者和全体居民分享了经济发展成果,新葡京娱乐但居民分配份额进一步提高的难度越来越大

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新葡京娱乐但财富分配的差距在快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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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秩序不断规范,但抑制创新和财富增进的分配规则不时出现

完善我国分配制度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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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收入分配方面成就进行了总结,即“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同时也清醒地指出,我国“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分配问题将不可忽视,对于有的问题还须十分警惕。那么,现阶段我国分配领域总体状况如何?前景怎样?科学地判断有利于制定科学的对策。

一、分配状况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基本适应:广大劳动者和全体居民分享了经济发展成果,但居民分配份额进一步提高的难度越来越大

一是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201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长到23821元,扣除价格因素后(下同),各年份的实际增长率几乎都高于本年度GDP的增长率。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在2011—2015年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速不仅连续5年高于当年GDP增速,也连续5年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见图1)。

二是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稳步上升。就已有数据可见,2010—2014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都在稳步提升。其中,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由2010年的47.8%提高到2014年的50.7%,4年间上升近3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GDP之比由2010年的57.8%提高到2014年的60.6%,4年间也上升近3个百分点(见图2)。

实践表明,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推动分配体制改革和出台的分配调节政策等一系列努力是卓有成效的。现行经济发展方式基本上做到了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一目标。

三是劳动生产率偏低,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受到客观制约。2010—2016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逐年走低。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速度却持续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见图3)。

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1990年美元不变价格采用的购买力平价法测算,2012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5,以及法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的1/3,甚至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偏低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在短期内不可能迅速改变,这就在客观上制约了我国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份额占GDP比重的进一步提高。二战以来各国经验表明,如果在劳动生产率难以增长的条件下一味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很容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2020年我国决胜全面小康社会任务完成之际,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方面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二、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但财富分配的差距在快速扩大

一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出现扭转,并逐步缩小。长期以来,无论是以基尼系数还是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来衡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处于高位,一度引发各方面关注甚至担忧,但2008/ 2009年开始转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以来,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91,下降到2015年的0.462,实现“六连降”(2016年则微升至0.465)。在引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因素中,城乡差别因素高居首位,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三大差别的论述。在我国,城乡差别以居民收入之比的倍差表示,由2009年的最高3.33下降至2016年的2.72,基本上与同期基尼系数的下降趋势一致(见表1)。这说明近年来我国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实施社会政策托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采取一系列再分配措施发挥了明显的成效,未来应继续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二是居民财富分配差距在短期内快速扩大,影响了收入均等化政策的效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贫富差距中,财富分配差距大于收入分配差距。有研究表明,近10年来,财富差距快速扩大,使得很多旨在均等化收入的政策效果被抵消,对此必须引起警惕。2002年我国居民财产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55,2013年则接近0.73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理论上,财富来自收入的长期积累,发达国家居民经过二三百年积累所形成的财富差距,我国则以十多年就形成。其中在现行城乡土地制度下城乡居民因置产兴业机会不同,近年来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飙升,成为影响居民财富分配差距的最重要因素(贡献率超过1/3)。

居民之间财富差距扩大,伴随着来自财产性收入的比例提高,造成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重新拉大。2002—2007年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在2%多一点。但2012年以来,这一比例达到8%—10%,若计入自有住房折算的租金收入,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达30%左右。过去几年中收入差距扩大之势扭转,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一系列均等化政策的再分配效应。但未来几年中,这些政策有效性会因财富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而被抵消:即政府再分配措施缩小收入差距,但缩小幅度赶不上财产分配差距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幅度。

三、没有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最低收入阶层的福利也得到大幅提高,但收入流动性降低,须警惕收入阶层固化局面出现

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由贫穷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快速推进,经济体制也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此期间我国并未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同时,即使收入最低层的社会成员,通过政府社会政策托底的再分配政策,通过持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通过不懈的精准扶贫开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因参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福利水平都得到大幅度提升。2010年以来,我国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发生率都大幅度减少(见表2)。为此,在讨论“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时,一定要避免将其与“贫富分化”混用。在经济发展中,我国社会成员之间财富和收入差距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的确呈扩大之势,但毕竟没有出现一部分人财富积累是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而且在财富快速积累过程中,最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在提高,最低收入人群(贫困人口)数量也在大幅度减少。仅就这个意义看,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否则,如果我国出现“贫富分化”现象,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模式是“失败的”。

但我国的收入流动性不容乐观。收入流动性(Income Mobil ity)刻画人们获取收入的机会是否平等。它从机会平等或起点公平的角度反映分配制度的公正性。一个社会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越高,则相互间面临的机会就越平等。机会平等或起点公平,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较强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当收入水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时,即使收入差距拉大,但由此引发社会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比较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国收入流动性都比较高,而日本、欧洲意大利、瑞典等国收入流动性较低。相应地,前者即使收入差距比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大,但经济发展仍具活力。后者则经济增长乏力。在拉美、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入流动性较低。这些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缺乏活力,而且社会矛盾比较尖锐,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也较低,通常“一言不合”,就出现社会冲突。这常常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

对收入流动性研究需要长期连续追踪居民生命周期的收入和财富数据,因此难度比较大。已有研究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较低,2000—2004年收入流动性则转高,但2004—2006年之后,人们向高阶层跃迁的收入流动性明显减少,收入流动性出现恶化迹象。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向上的流动性不足。整体上,进入21世纪以来,总体上我国居民收入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2010年之后,我国收入流动性下降严重。

衡量机会是否均等,还有一个指标是上下两代人之间收入的关联度。在一个完全流动的社会,人人享有均等的机会追求成功,一个人收入的高低不必取决于父辈收入的高低。而在阶层固化,甚至等级世袭的社会,工作岗位、收入多寡依靠代际遗传,即代际间收入关联度达100%。据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在美国,这种收入关联度约达50%,在OECD国家中水平最高。不过他也指出,在世界范围内,收入关联度高于美国的,只有中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

这就意味着,在我国,人们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地位的难度在加大,而来自身份、机会包括出身、户籍、特权等因素对一个人收入的影响程度在提高。毋宁说,我国收入阶层有某种“固化”迹象。要知道,在收入差距程度(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快速发展时期,人们改变自身的机会却受限,极易引发社会认同度低、社会不合作甚至对立。在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当下,这一问题需要特别引起警惕。

四、分配秩序不断规范,但抑制创新和财富增进的分配规则不时出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近年来,通过加大审计和反腐败力度,及时建章立制,限制特权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以及公共部门推进公务用车、住房用房改革、包括“三公”经费透明化在内的财政预算严控等措施,包括各种灵活形式收入在内的我国分配秩序也得到了极大的规范,“灰色收入”渠道基本被清理,隐性收入空间被大大压缩。

研究发现,隐性经济规模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显著正相关:隐性经济规模上升使税收减少,削弱了政府的再分配能力,扩大了不平等程度;较重的税收负担和过多的政府管制是隐性经济规模上升的主要原因。据测算,仅仅因为瞒报所导致的“隐性收入”约占我国2002—2009年间每年GDP的19%—25%。考虑瞒报因素后,以“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为依据计算的基尼系数从原有的0.31—0.34上升到0.45—0.51。其中收入越高的居民,瞒报收入程度也越高;不同收入来源瞒报程度有别,财产收入瞒报程度最高,其次是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瞒报程度最低。这意味着工薪阶层比一些非劳动的高收入者承担的税负更重。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社会分配秩序往往不规范,非劳动收入尽管不一定就是“非法收入”,但大量属于“灰色收入”。据测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隐性收入达9.2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0%。其中可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达5.4万亿元。

但不可否认,通过正风肃纪、规范分配秩序的同时,因管理职能转变和机制配套不到位,现实中各方面为规避责任,往往规章制度的实际实施要么成为官样文章,缺乏落地基础,要么变为繁文缛节,脱离客观要求,抑制经济活力,扭曲利益关系,对此不可不察。

一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科研项目管理,在制度设计上否定科技复杂劳动的贡献,科研人员无法从创造性劳动中获得合法的报酬。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一再要求改进完善,但因为一些部门在规范的名义下权责设置过滥、实施细则僵化刻板,专业人员被迫花费大量精力跑手续、写证明、印材料,既不低碳也不严肃。长此下去,这样的规范不仅不利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实质上浪费全社会科研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且也将极大地败坏制度的威信。

二是对企业家的创业创新保护不力。一方面市场交易的不正当竞争大量存在,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面对侵权要么维权成本高企,要么根本无处求告。另一方面,基于长年形成的社会交往习惯,企业家在劳资关系处理、政府公共关系、同行商业往来等方面,也面临着纠正、清理或者被追溯的压力,一定情形下形成观念误导,一些企业家担心财产不安全,引发资本移出,最终可能影响国内就业。

三是因土地、矿产资源、公共工程项目管理、金融监管等体制方面改革不到位,土地征用补偿、矿业权审批和转让、公共工程承包和民间金融等领域,仍存在大量的强制、侵权、欺诈、不当利益输送等行为,有时个别事件会引发社会不满和一定范围的社会不稳定。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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